文化语言学简介及三大流派

一 什么是文化语言学

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给文化下过定义：“文化是一个

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

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

的观点。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克罗伯也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

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

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

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语言学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文

化对语言的存在形式和演变怎样产生影响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

二 文化语言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1）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的关系

世界语言学的主流学派——结构语言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结构语言学所依据的是符号学理论，它把语言看做是一种以声音为载体的符号系统，

所关注的是语言符号系统的音义结合规律、组合与类聚规律。它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

强调语言对象的纯洁性。它所提出的与历时相对的共时观、与言语相对的语言观，都是为

了保证对象的纯洁性。

而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研究。它与结构语言学的

关系如何取决于它本身采取的是何种研究模式。如果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交叉学科的定位，

从事的是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映照式的研究，那么它与结构语言学就是互补的

关系。结构语言学是对语言本体的研究，文化语言学是对语言的应用性研究；结构语言学

是主流研究，文化语言学是从属式的边缘性研究。如果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语言本体研究

的定位，从事的是站在文化的背景下对语言的人文性进行挖掘，并由此来观照语言状态与

规律上的表现，那么它与结构语言学就是以两种不同研究范式对语言本体进行研究的学科。

（2）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这两个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强调语言与人，与社会

的密切联系，都关注着语言与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它们之间仍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取

向性。

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在社会中的存在状况，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现象中与人有

密切关系的地域、职业、行业、性别、年龄、性格等因素；文化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

在民族文化中的存在状态，它主要关注观念、信仰、道德、习俗、意识、思维等因素。

社会语言学更多关注的是现实性；文化语言学更多关注的是历史传承性。社会语言学

关注语言使用、语言变异的研究；文化语言学则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的

阐释上，同时也关注在文化背景下来考察语言的静态结构。社会语言学非常重视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的研究；文化语言学较少展开这样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

的描写与测量，运用实验与计量的方法，已形成了一套形式化、比较完整的操作系统；文

化语言学则主要是用阐释的方法，更多依靠的是研究者本人的预感和历史纵深感。

（3）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的关系

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两个学科的关系非常紧密，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人身上，文

化语言学对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成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继承。它们存的不

同之处在于：

人类语言学的基本特征是：以活的语言为对象，以了解语言的现状为目的，以实地考

察为主要方法。

而文化语言学除了活的语言外，还关注语言的历史、语言的书面形态；除了了解语言

的现状外，还希望了解语言现状背后的原因；除了实地考察方法外，还使用了许多其他的

方法。

（4）文化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

文化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这两个学科都不满足于把语言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

纯指意性的符号物，而是致力于探讨语言背后的东西，并把这一探求对象与人、与语言的

生存环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学科的不同在于：

①观察语言的角度不同。文化语言学从文化的角度入手，人和社会在这里都是以虚化

了的文化出现，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在，并在不知不觉中规约着人们

的东西。而认知语言学是完全从人的心理认知活动来观察语言。

②依据的理论不同。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文化学结合的产物，而认知语言学是语言

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产物。

③源起与发展轨迹不同。文化语言学着重对语言认识世界的模式与特征进行描述，而

认知语言学则深入到了认识的形成过程。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可以广泛运用于众多人文学科

的交叉学科，而认知语言学则是以语言内部，特别是语义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语言本体学科。

三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原因及特点

中国文化语言学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探求汉语文化

特征、汉语与汉民族文化密切关系的新的语言学流派。

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是20世纪50年代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的罗常培著《语言

与文化》(语文出版社 1989 年重版)。在以准确的语言描写为最高学术、纯语言描写的结

构派为学术主流的背景下，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上为后人开启了先河，被20世纪80

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派尊为开山鼻祖。

陈建民与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设了“文化语言学”课程。

游汝杰、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1985）一文中首次提出应该建立中国文化语

言学。

历史原因

主要有以下四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纯形式严峻的强烈反思

（二）对汉语研究的新角度切入

（三）大陆“文化热”的影响

（四）西方人文理论的影响 如：德国的洪堡特，美国的鲍厄斯、萨丕尔、沃尔夫、拉

波夫，法国的梅耶，英国的帕默尔，波兰的马林诺夫斯基等

理论特点：

（一）由对语言动态变化的研究转向对语言静态结构的研究

（二）由对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表层文化的关注转向对思维、观念、认知、精

神等深层文化的全面追求

（三）文化学方法由辅助之用变为全面运用的研究方法

（四）人文性研究由遭到冷遇到以文化认同为最高学术准则的人文追求

（五）由信奉社会学说转而为对中国古代语言研究传统与文化学理论的全面继承与吸

收

四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个流派

20世纪80年代刊登在《语言导报》上的三篇论文，即：陈建民《文化语言学说略》，

1987年第6期；游汝杰《语言学与文化学》，1987年第5—7期；申小龙《二十世纪中国

语言学的历史转折》，1987年第7期。

此三篇论文反映出对文化语言学的三种不同主张，这三种主张后来成为成为文化语言

学的三种流派：文化参照派、文化认同派、社会学派。

这三个学派有着许多共同的学术主张，如认为语言研究必须要与它的人文生态环境结

合起来，对几乎全盘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规范的中国现代语言学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张要建立独立的文化语言学学科，要进行学科的理论建构和具体语

言事实的描写与阐释工作，注重语言的个性研究，注重语言的功能研究，等等。

但这些学派之间又有着不同的追求与定位，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语言与

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语言的人文属性；怎样评价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史；

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如何。

文化参照派

首次倡导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学者游汝杰，是文化参照派的代表人物。

这一派学者认为：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

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要把语言学与其它的人文学科结合起来研究，这样既可以由语

言来观察文化，也可以从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语言。作为最早的文化语言学概论性著作之

一的《文化语言学》（邢福义主编），就是以“语言——文化的符号”和“文化——语言的

管轨”作为全书上下两编的名称。

持参照派观点的人数最多，成果也最多。他们从事了大量的具体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

对其他不同的语言研究范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这种研究构成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主体。

文化认同派

文化认同派的代表人物是申小龙。这一派学者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看法与个性，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结晶。语言是人类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不同的

语言反映出不同民族看待世界的不同样式。要从事语言研究，必须与语言文化精神取得高

度的一致。要研究汉语，就要在汉语与民族文化之间找到共同性。

语言有着多重属性，但本质属性是人文性。

文化语言学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理论指导的描写型的语言学是完全不同质的学

科。文化语言学所要研究的是语言的本体，它是关于语言本体的学科。中国文化语言学才

是唯一符合汉语实际的语言学学科。

社会学派

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陈建民。这个学派的观点是：

①文化的创造往往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变化和发展也离不开文化。

②文化语言学要重视语言交际价值的研究，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交际性。文化语言学应

重视研究语言的变异，重视从动态的角度来观察语言。

③结构主义语言学属于描写型的研究，文化语言学属于阐释性的研究。文化语言学并

不是一概否定结构语言学的作用，也不是一概反对描写，结构的描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要强化语言研究的人文性，要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④文化语言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研究的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个学派之间的分歧逐渐淡化。原因是：

首先，文化语言学本身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影响体，又是文

化的结晶；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既会体现在演变、使用上，也会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形式、

生成上，这样的事实在语言系统中大量存在。这些事实就从根本取消了不同学派以对立状

态存在的客观基础。

其次，语言与文化的相互依存性已广为人们所接受，即使是结构语言学也承认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人们认识到语言是有着多重属性、极其复杂的事物，人文性是语言非常重要的

一种属性，漠视它显然是不对的，但它也只是语言多重属性之一，对它的研究不能取代对

语言其它属性的研究，文化语言学也不能取代其它范畴的语言研究。

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参照派与认同派都认识到了在对方的理论与主张中都有值得自

己学习的地方。

在文化语言学的后期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与

周围的人文学科有着愈来愈多的相互参照借鉴的价值，同时，作为语言学下的一个分支学

科，人们的目光更多的集中在语言本身。各具特色的文化语言学流派，都为丰富发展文化

语言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也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语言学 - 大概介绍

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

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 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

语言。 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 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由它

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Edward Sapir ,Language）爱尔伍德（Ellwood）从文化

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或者是人类文化中最先发生的一部分。语言有提高人们协作程

度的功效，因而语言实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 ）（即存在心理的活动法式）传

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种文化的媒介。 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化，而其它动物不能有文化， 其

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 便是语言能力的有无，故语言对于文化的关系极为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欧美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如洪堡特

（W ·F ·Humboldt）、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理论昭

示了语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使当代语言学家反思语言研究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

界的缺陷。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虽然未曾如西方般灿烂，但是结合文化研究

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例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

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卷十家禽等。通过卷五所记载的蚕簿

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可以略知蚕桑业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情况，这为研究汉代文化

地理提供了语言上的有力证据。古代的训诂学发轫于西汉的《尔雅》与东汉许慎的《说文

解字》。在两者收词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尔雅·释亲》所记载的亲属关系

及其称谓，是了解古代婚姻制度与宗法制度的重要资料。又如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

中概论许慎的著作“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

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

们，例如法国的葛兰言（M ·Granet）、马伯乐（H ·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 ·Laufer），

他们在本世纪初探讨东方名物制度的沿革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的互相影响关系，留

下了多种有关著述。在30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

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罗香林、刘锡藩、徐松石三人相继发表了重要著作。尤其是徐松石

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36）和《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其

中涉及到不少语言学内容，可惜由于作者不谙语言学，其所记录的语言材料不甚精确。潘

懋鼎1947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致知书店），是一部研究词语文化的专

著。他通过对语源的考证 ，来研究“中华文化之发轫”、“中外文化之汇流”。

此后，我国关于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最为彰著的当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

（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虽然篇章较短，深度稍逊，仍不愧为文化语言学的“开

山之作”。作者认定“这条路子在中国又是新创的方向”；并且期望“可以给语言学和人

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事实上，作者确实用此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

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可惜，在此后的30余年，在这条通向

文化语言学的途中，却一直鲜有人迹。

文化语言学 - 补充说明

80年代，络绎有语言学者踏上这条道路，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之路由此而生机蓬勃起来。

在1985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方言学者游汝杰首次提

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作者自觉地选择了这条语言与文化

研究的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

语言事实的理论。”“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

间烟火’的现状。”（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与历史地

理学者周振鹤合作，于1984—1986年间联名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

化》，对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形成的研究热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

面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举步维艰的困窘，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

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寻觅着新的语言学道

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其间，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

既显示了声势和实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铭《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序》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陈建民的研究多少循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1987年发表的《文

化语言学说略》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而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

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走向。他注重

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

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

过渡。申小龙于1986年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语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

亦独树一帜，并带来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

晓农等人的驳难，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从

哲学和文化的视点，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

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学。他的理论带来了文化语言学的冲击波，

人文学者一时贬褒不一。

80年代后的文化语言学已不复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学术姿态，而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

念的大道。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

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