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朗—沙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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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朗—沙特关系

作者：冯广宜

来源：《读书文摘（下半月）》2018年第10期

[摘 要：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其双边关系一度深受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

影响，形成了特殊的平衡。2003年萨达姆政府倒台后，两国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在“阿

拉伯之春”后，伊沙双方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朝觐、经济等方面的竞争愈趋激烈。除受到

教缘政治、国家利益影响外，伊朗沙特关系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俄等域外大国中东战略

及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后萨达姆时代；伊朗；沙特；外交关系；教缘政治]

2016年初，因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尼米尔而导致的伊朗—沙特断交事件使得近年来伊沙

关系不断改善的步伐戛然而止，再次将这两个中东大国推到了国际视野的最前沿。伊朗是中东

地区的大国，也是伊斯兰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国家，历史上波斯帝国的辉煌赋予了伊朗一种传统

的大国情节。沙特在伊斯兰世界具有独特的宗教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

保持着特殊的友好关系，这使其成为决定中东地区局势的关键因素。由于伊朗与沙特双方在宗

教、政治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相互猜忌和敌对就成为这两国关系之间的主旋律，引导着双方

关系的走向。

伊拉克曾一度在萨达姆的领导下，依靠其独特的作风，在中东地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

因而招致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共同反对，最终导致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从而彻底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萨达姆的倒台使之前伊朗、沙特、伊拉克之间的特殊三

角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变了中东格局和大国关系的平衡。本文通过分析2003年萨达姆政

权被彻底推翻后的伊朗—沙特关系之间关系的变化，试图揭示中東格局的变化和大国间关系的

平衡，对进一步分析和预测未来中东格局和大国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2003年以前的伊朗—沙特关系

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前，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927年—1979年），1927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之初，伊朗拒绝承认沙特

王国，但在1929年8月10日，沙特国王派外交大臣访问德黑兰后两国建交，双边关系朝着友

好、合作的方向迅速发展。在此期间，伊朗分别经历了礼萨·汗国王和巴列维国王两个时期，

两国在合作抵制苏联和埃及、建立穆斯林世界联盟等重大区域事务上保持了高度的合作精神和

一致态度，但也在两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互访、巴格达条约、阿以问题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矛

盾。但整体而言，两国关系是朝着友好、合作的方向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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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79年—1989年），1979年伊朗在霍梅尼领导下爆发伊斯兰革命，建立了

伊斯兰共和国，并极力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将两国关系引向了矛盾和对抗，而1987年的“朝

觐事件”更是将两国关系推向了冰点。在此期间，两国为了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而围绕“朝

觐”和“意识形态”两个话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沙特王国感受到了伊朗咄咄逼人的霸气

和地区霸权的野心，尤其伊朗向外输出的霍梅尼思想更是威胁到了沙特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和权

威性。同时，“朝觐事件”也在两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宗教和政治上都带来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阶段：（1989年—2003年），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伊朗进入哈梅内伊时期，

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形成了比较和谐的“共治”局面，以务实的改革态度纠正霍梅尼时期的激

进原教旨主义，通过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务实外交来改善伊朗的国内外环境。这一阶段的伊

朗—沙特关系也逐渐回暖，不但恢复了全面的外交关系，而且出现了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

以及在经贸、科教卫生、能源、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在此过程中，伊朗逐渐摆脱了在

世界上的孤立处境，改善了与伊斯兰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邻国的关系，迎来了良好的外部

环境和发展机遇。沙特也从国家利益和地区总体格局出发，缓和与伊朗的关系，不但维护了海

湾地区的战略利益，也在保证两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维持了石油价格的稳定，为伊朗改善与海

湾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88年7月，两伊停火后，沙特停止了在媒体上攻击伊朗；1989年2月，伊朗与沙特开

始通过间接接触恢复双边关系；1990年6月，沙特为伊朗北部地震灾区提供帮助，并宣布随

时欢迎伊朗朝圣者；1991年3月，双方就“朝觐问题”达成“原则谅解”，并全面恢复外交关系；

随后，双方的关系在1992年、1993年得到迅速的恢复。1994年，石油政策和朝觐政策使双方

关系一度恶化，但在随后双方的努力下，关系又朝着积极向好的方向发展。1996年，伊朗正

努力与邻国改善关系，却被牵扯到了巴林的暴动和沙特库巴的爆炸事件中，再加上美国破坏了

伊朗的机场，使伊朗再次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1997年，在叙利亚积极斡旋下，伊沙关系进

一步缓和，并在8月份举行的欧佩克会议上共同促成成员国控制产量，从而有效防止了生产过

剩。

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将改善与中东国家关系（尤其与海湾国家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优先

考虑，推行了“缓和与对话”的外教政策。中东各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也不断改善和加

强与伊朗的关系，反对以色列成为中东各国关系发展的共同主线，使他们从战略对抗走向战略

合作。这一时期，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发展最为迅速，不仅在短期内恢复了友好状态，并有了巨

大的发展。1997年6月，两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议，并恢复直航。1998年2月，伊朗国家

利益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访问沙特，同年5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访问伊朗，双方签

署了在经济、贸易投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青年福利等领域的合作协定。1999

年5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沙特，成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位访问沙特的伊朗总统，将

两国关系推向了合作的新高潮。2000年4月，伊朗国防部长访问沙特，将两国的合作领域进

一步扩大到安全领域。2001年，沙特内政部长访问伊朗，签署双边安全协定，5月，伊朗外长

访问沙特，两国外长共同谴责美国在“宰赫兰爆炸案”中对伊朗的指责。其后，两国关系顺利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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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朗—沙特关系中的萨达姆因素

1979年7月，几乎在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同时，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伊拉克总

统，开始了两伊关系的新阶段，也对伊朗—沙特关系产生了新的影响。

伊斯兰革命爆发后，正在崛起的伊拉克一方面感受到了伊朗的地区霸权野心，另一方面想

要寻求自己在海湾地区的话语权，因此联合沙特挑战伊朗，并以边境为借口而开始了持续八年

的两伊战争。另外，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危险的增加，海湾国家也逐渐将其外交的中心向

伊拉克倾斜，加促了伊拉克充当地区霸主的野心。这一时期的伊朗—沙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了伊拉克的影響。萨达姆也借此机会，标榜自己是阿拉伯事业的拥护者，提出要把海湾国家

从伊斯兰伊朗手中解救出来。这一阶段，萨达姆成了海湾国家的救星，萨达姆因素也成为主导

沙特和伊朗关系走向新低谷的指挥棒，沙特完全站到了伊朗的对立面。直到1989年霍梅尼去

世前，伊朗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外交局面中。而此时的萨达姆逐渐膨胀，不断表现出了独霸海湾

地区的野心。

然而，随着萨达姆称霸野心的过度扩展，海湾地区的局势又出现了失控的局面。1990年8

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再次将海湾国家带入新的噩梦，促使海湾国家重新联合起来推翻

萨达姆。1991年的海湾战争挫败了萨达姆霸权的势头，随后的封锁更使昔日霸主萨达姆陷入

自身难保的境地，无法在海湾地区扮演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对于伊朗—沙特关系而言，萨

达姆影响力的消失和哈梅内伊务实主义外交成为两国改善关系的绝佳机遇。于是，两国关系逐

渐由解冻走向不断的合作，虽然其间也出现了一些摩擦和分歧，但两国关系整体上不断走向友

好、合作。同时，这次危机也使得海湾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了要维持地区平衡就必须保持几个大

国之间实力和影响的均衡，而只有美国才能维持这种绝对的平衡。因此，美国开始在海湾地区

扮演决定性作用。

三、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朗—沙特关系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以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

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伊朗沙特关系进入了复杂多变的后萨达姆时代。这一时期的伊朗外交

整体呈现出了更加自信和开放的特点，尤其在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伊朗开始全面支持泛阿

拉伯主义运动，并在巴以问题中充当了穆斯林世界的舆论领袖。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6

年初的断交事件，伊朗沙特关系经历了缓和趋好（2003年—2010年）和逐步恶化（2011年—

2016年）两个主要阶段。

（一）缓和趋好阶段（2003年—2010年）

虽然阿拉伯统一是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和珍视的理想，但阿拉伯世界却长期处于

分歧之中，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将这一分歧推向极致。科威特、卡塔尔等海湾小国和约旦

由于长期在军事上依赖美国，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埃及和沙特一方面拒绝向美国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又纵容美国的军事行动；叙利亚则坚决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然而，美国在伊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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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彻底瓦解了埃及等大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力和称霸野心，同时，阿拉伯作为一个整体在战

后的发言权也被进一步削弱。

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朗一方面希望威胁自己称霸海湾地区的萨达姆政权尽快覆灭，另一方

面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不愿看到自己身边出现一个亲美的政权，因此极力反对美国攻打伊拉

克。这就使伊朗和沙特在核心利益上出现了一定的分歧。但随着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朗感受

到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被迫加强了与沙特的合作，来维持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地位。2005

年，第5届伊朗—沙特双边经济联委会在德黑兰召开；9月，拉夫桑吉尼再次访问沙特；12

月，总统内贾德出席在沙特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2007年3月，内贾德访问沙特，沙

特国王阿卜杜拉专门赴机场迎接，双方一度成为“兄弟般的国家”。同年12月，内贾德受阿卜

杜拉国王邀请，赴麦加朝觐，将这种“兄弟般的情谊”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沙特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总体格局的需要出发，不断加强与伊朗的关系，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稳定、和平关系对于维持海湾地区的

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由于沙特和伊朗是欧佩克的第一和第二石油输出大国，

在伊拉克陷入战后重建困局，石油生产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伊朗和沙特的良好关系对于保障国

际石油生产和维护油价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并非没有矛盾。伊朗在伊拉克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

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资助等行为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沙特对伊朗不断崛起的担忧和防范。

（二）逐步恶化阶段（2011年—2016年）

2010年底发端于突尼斯的自焚事件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地震，自2011年起，在阿拉

伯之春运动的影响下，埃及、突尼斯、利比亚政府倒台，叙利亚、也门、巴林等国则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内乱。加之2003年后伊拉克政局的长期不稳，极端势力伊斯兰国得以迅速壮大，严

重威胁了沙特的君主政权。而此时的伊朗却保持了国内高度的稳定和国际环境的不断改善，并

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国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展开与沙特的对抗和冲突，两国关

系不断恶化。

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中东大国埃及出现内乱，失去了主导中东事务的能

力，为伊朗影响力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同时，沙特也看到了自己主宰阿拉伯世界的最佳时机。

同年，美军撤离伊拉克，消除了伊朗和沙特在伊拉克发生直接冲突的唯一障碍，双方在伊拉克

展开直接对抗，同时也为伊拉克的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双方随即展开了对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

派政治力量的拉拢争夺战，努力提升各自在伊拉克的影响。同时，随着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

“新月带”的形成和不断发展，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主宰阿拉伯世界政治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什

叶派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影响大幅度提高，从而导致两大教派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及地区政治的教

派化。在沙特极力想要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时候，伊朗却给予阿萨德极大的经济和军事援

助，使其得以延续至今。尤其2015年9月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反恐之后，局势朝着更有利于什

叶派的方向发展，对沙特领导阿拉伯世界的企图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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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因沙特拒绝停止空袭也门，伊朗一度宣布暂停前往沙特的朝觐，两国开始

正面对抗。同年7月，伊核协议最终达成，一方面为伊朗营造了良好的外交和经济发展局面；

另一方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对沙特的放弃也使得沙特在与伊朗的这场冲突和较量中处于更加

被动的局面。尽管当年9月发生的麦加朝觐踩踏事故没有演变成27年前的伊沙断交，但沙特

于2016年初处决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却点燃了两国间积聚已久的矛盾。沙特处决尼米尔是对过

去一段时间里伊朗在地区影响力和地位不断上升，以及美伊关系缓和的不满和集中爆发，是表

明其在制衡伊朗区域野心上的严肃态度的大胆之举。虽然沙特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打壓油价、

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一系列措施来压制伊朗影响力的上升，但最终的

结局并不理想，加之盟友美国在关键时刻对沙特的背叛，使得沙特在与伊朗的这场角力中处于

劣势。因此，为了展现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沙特主动发起了针对伊朗的攻势策

略，在处决尼米尔之后，联合苏丹、巴林等国与伊朗展开了“断交”攻势。

沙伊断交将对中东和平安全与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加剧教派分裂，为已然复杂的中东

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加剧叙利亚、也门等地区国家的动荡和美、俄等大国在中东博弈的步

伐，并为恐怖主义势力提供发展机会，从而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构成新的挑战。

四、伊沙关系的影响因素

伊朗同沙特为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在朝觐、意识形态、 宗教等方面展开激烈的

斗争，也是伊朗谋求地区霸权主义的表现，伊朗在历史上就是地区大国，在波斯湾地区有着巨

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沙特则凭借其“圣地护主”的特殊宗教地位、左右世界石油市场的能

力及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良好关系同伊朗展开全方位的对抗。这种对抗构成了主导当前伊沙

关系的主旋律，而教缘政治、国家利益及域外大国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伊沙关系的走

向。

首先，教缘政治是左右伊沙关系的杠杆。教缘政治是指由于宗教或教派因素而导致的国际

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教缘政治的影响力可以跨越地域的界限，将宗教认

同感更强的群体联合起来，也可以在同一地域内，由于宗教认同感的巨大差异而导致强烈的仇

恨、矛盾乃至冲突。21世纪以来，教缘政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东地区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

伊斯兰教的分歧而不断出现的变局，尤其在2003年伊战后，这一分歧愈加凸显，深刻地影响

着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及区域国家间的关系。作为逊尼派伊斯兰教和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最主要

国家，沙特和伊朗围绕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区域局势主导权而展开了持续的博弈。随着什叶派

在伊拉克、也门、黎巴嫩等国影响力不断扩大，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必

将在中东地区展开一场激烈的教缘政治博弈，而这一博弈也将成为左右伊朗与沙特关系的重要

杠杆。

其次，国家利益是决定伊沙关系的关键。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和直接

目标，是其参与国际关系的起点与归宿，也是我们深刻认识伊沙关系的关键因素。沙特和伊朗

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伊朗长期指责沙特的君主制违反伊斯兰教法，并一度

试图向沙特输出伊斯兰革命，直接威胁到了沙特王权的合法性和王国的政治稳定。而沙特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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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教派则将什叶派界定为异教，伊朗、叙利亚等国的什叶派政权也被认为是非法政权。出于维

护自身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考虑，双方口诛笔伐，互不相让，曾几度导致关系恶化。当萨达姆

政权1990年入侵科威特时，伊朗和沙特都感觉到萨达姆势力的膨胀会对自己构成巨大安全威

胁。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双方又摒弃前嫌，共同打击萨达姆。

以石油为主导的经济利益是决定伊朗—沙特关系的另一关键因素。沙特凭借其丰富的石油

储备、低廉的开采成本和巨大的市场份额，更强调石油的长期效益。而伊朗则因长期受到制裁

经济状况恶化、石油市场份额缩小而期望通过高油价来扩大其短期经济效益。当前的石油价格

大战就是双方经济利益角力的直接后果。

最后，域外大国是影响伊沙关系的有力因素。中东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枢纽，是世界石

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自古就是世界大国竞相逐鹿之地。19世纪的英、

俄，20世纪初的法、德，以及二战后的美、苏都曾把中东地区视为其扩张实力、实现政治霸

权的竞技场。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中东地区纳入其核心国家利益，凭借以色列、沙特、埃及、

土耳其等盟友的支持，主宰了中东政治发展的方向。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将美国视

为其最大敌人，并对沙特的角色大加指责。与美国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伊沙两国间的关系及其

在中东的形象。9·11事件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疏远沙特，从而拉进了沙特与伊朗的关系，伊

沙关系迅速回暖。2015年，随着美国战略东移的加速，伊核协议得以签署，对伊制裁结束，

伊朗的国际空间瞬时扩大，导致伊沙关系再次失衡，乃至走向了断交的新冰点。俄罗斯是影响

伊沙关系的另一域外大国。自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就一直寻求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如

今，一方面，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问题、反对美欧联合制裁、共同抗击沙特石油价格战等问

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从而拉近了彼此距离；另一方面，俄罗斯与沙特在能源市场中的争夺使

得俄沙关系恶化，沙特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更增强了俄罗斯对沙特的敌意。因此，联合伊朗制约

沙特就成为俄罗斯处理与这两国关系的主导思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沙两国关系的发

展。

除美俄之外，欧盟通过其强劲的能源需求和经济合作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沙

关系。另外，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展开，以发展来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理念得

到包括伊朗沙特在内越来越多中东国家的认可，中国在伊沙关系发展中的影响也逐渐上升。

五、结论

纵观历史，伊朗、沙特两国的关系总是在发生地区性重大事件后而产生新的变化，这种变

化往往是对重大区域性事件的被动“回应”，而不是两国从国家利益本身出发的积极“应对”。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在其输出革命的威胁下，沙特终止了与伊朗的积极外交关

系，倒向了萨达姆主政的伊拉克；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沙特感受到了来自萨达姆霸

权野心的威胁，从而再次将橄榄枝伸向了宿敌伊朗，并共同努力在美欧的帮助下，推翻了萨达

姆政权，又一次消除了海湾地区的霸权威胁。但在此后的几年里，伊朗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的

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外交环境的改善，再次点燃了其大国情节和区域霸权野心，令以沙特为首的

海湾国家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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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有影响力的中东大国相继陷入内乱而无暇他

顾，美国中东战略收缩调整之际，沙特和伊朗就成为中东地区具有决定作用的两个大国，而这

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分歧也将是影响中东地区安全稳定，以及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因此，

分析和研究伊沙两国间的关系对于我们预判未来的中东局势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也对

我国今后短时期内的中东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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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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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广宜（1977—），男，汉族，陕西兴平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

中东与国际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14ZDB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