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轨迹与应急控制

　管理·经济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轨迹与应急控制沈一兵（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５１）提要：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危机事件常常呈现出多样化的扩散形式，既有传播性扩散，也有社会化和系统化扩散。通过对诸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规律和演化机理的剖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形式可以归纳为三种扩散轨迹，即早期的“区位式扩散”、中后期的“关联式扩散”与“循环式扩散”。事实上，“区位式扩散———关联式扩散———循环式扩散”的扩散轨迹，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向公共危机转化的演变过程，也是社会风险和危害不断加剧的过程。因此，从应急控制角度来看，要尽快扼制疫情的区位式扩散与传播路径，并阻断其向关联式扩散及循环式扩散的转化，逐步消除疫情造成的社会心理恐慌，恰逢其时地扼制公共卫生危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关键词：　社会风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危机；扩散轨迹；应急控制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０．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３６３７（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８２－０８　　２０２０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随着疫情的发展，“新冠肺炎”呈现出社会化、系统化的扩散路径。控制住病毒的传播是第一要务，但同时我们更要密切关注“新冠肺炎”这一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化扩散方式和扩散轨迹。经历了“非典”“禽流感”“汶川地震”“雪灾”之后的中国，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央政府在第一时间采取了应急响应和果断的隔离措施，对阻断疫情的肆意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抑制效果。但随着世界范围内感染人数的增多，社会风险不断升级，我国应对境外输入病例的压力不断增大。“新冠肺炎”已不再是单纯的病毒事件，它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国际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形成了国际大流行趋势，其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所谓突发公共事件的扩散主要是指在事件发生后，由于事件本身的不可控性而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内１］扩大分散［，以及由于本事件而引发了更深程度的次事件本身的特质是造成其扩散的重要原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紧迫性、危害性、连锁性、超２］。鉴于此，地域性等特性是造成其扩散的主要因素［为了更系统地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社会危害，笔者通过剖析“非典”“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病毒”以及当前发生的“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规律和发展趋势，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轨迹分为早期的区位式扩散，中后期的关联式扩散与循环式扩散，并根据不同的扩散轨迹，提出针对性的应急控制方式。一、区位式扩散与隔断控制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突发危机事件，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传染性疫情而言，造成其扩散的首要形式就是区位式扩散。所谓区位式扩散主要是指引发疫情的传染源（通常是细菌或病毒）从个体向群体蔓延和扩散的轨迹，其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根据区位式扩散特征，我们又可以将其扩散轨迹大致分为四种：区域位移式扩散、人畜交互式扩散、辐射式扩散和急促爆发式扩散。（一）区域位移式扩散与空间隔断控制区域位移式扩散是最常见的一种区位扩散轨迹，随着全球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口流动也越来越快，加之交通工具的便捷性，使得传染性疾病被快速生事件和衍生事件，或者由于透过事件表象而引发除了当事人以外更多的人关注反思，使事件原有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进而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一个过程和现象。如果事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它在社会公共空间里的扩散是必然的。造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迅速扩散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公共卫生

　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传播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种扩散轨迹是从人口流动和空间位移的角度来分析的，它是指感染者从一个时空位移到了相隔遥远的另一个时空，疫情的扩散路径发生了时空的转移。比如“非典”病人从一个城市流入另一个城市，禽流感病毒从一个地区传播至另一个地区。区域位移式扩散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传播载体和传播媒介的支持。媒介可能是无机物，如空气和水，也可能是有机物，比如人和动植物等。就新冠肺炎而言，有明显的人传人现象，人就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唾液、飞沫、空气等则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４］。不论是本地扩散，还是国际输入一个遥远的国度［性扩散，很多国家的机场、海关以及出入境检疫部门也承担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布控角色。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的战疫中，运用大数据对流动人员进行行程追踪，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迅速扩散。（二）人畜交互式扩散与双向隔断控制所谓人畜交互式扩散是指传播源（比如病毒、细菌等）既可以在人群中感染扩散，同时也可以在动物之间传播。自然界中的很多病毒寄存于动物之中，我们称为宿主。比如ＳＡＲＳ病毒的中间宿主是果子狸，播媒介。对于区域位移式扩散我们要进行空间隔断控制，这是最简单、直接和有效的控制方式。第一步要找出“传播源”并进行研究。比如甲流的传播源是Ｈ１Ｎ１病毒；“非典”的传播源是ＳＡＲＳ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经过研究和确认，新冠肺炎的传播源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它与ＳＡＲＳ和埃博拉病毒形似但又有所不同，其传播性极强，主要造成呼吸道和肺部的伤害。第二步要确认疫情是否会造成人传人的现象。这一步非常关键，它决定了是否要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隔离。如果没有人传人的迹象，则说明病毒在人际间的扩散难以持续，只需对个体进行治疗即可。但如果确认可以人传人，则人际间的扩散不可避免。在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的行动中，许多国家早期对新冠病毒是否会引发人传人，是否需要戴口罩防护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比如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专家系统做出的反应也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耽搁了最先的隔离时机。第三步明确传播媒介。传播性扩散之所以会发生空间位移主要是借助于传播媒介的支持。在应对重大传染病类型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将传播载体和传播媒介隔开，并保护好易感人群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禽流感病毒的传播载体是家禽、候鸟，传播媒介是空气，新型冠状病毒和ＳＡＲＳ病毒相似之处在于传播载体大都是病毒感染者，传播媒介是空气与飞沫等。但据报道，新冠肺炎的传播载体还可能是一些食品（比如冷冻品），这无疑加大了防控难度。第四步在重要的扩散点进行布控，并实施严密的空间隔断。由于传播载体和传播媒介的流动性较强，需要对流动的关键扩散点进行布控［３］，比如车站、地铁、码头、酒店、公路收费站等。这样做的目的是抑制传播源扩散到另一个空间，同时为了防止其扩散到另禽流感病毒的宿主是鸟类，埃博拉病毒宿主是蝙蝠，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可能也是蝙蝠之类的野生动物。一般而言，人畜交互式扩散不多见，很多病毒寄宿于动物本身并不发病，一旦进入人类体内便可能引发疾病，导致人类大规模的疫情，比如鼠疫。但病毒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异，比如甲流病毒（Ｈ１Ｎ１类）就是鸟类疾病和人类流感病毒在猪体内结合而成的，通过猪———这一中间宿主，病毒形成了变种，引发人畜交互式扩散。像禽流感病毒传播也属于人畜交互式扩散，可以在家禽中传播，也可传播给人类。对于人畜交互式扩散，最好的控制方式就是双向隔断控制，即动物和人两方面都要隔离，如图１所示。首先，要研究病毒的性质、病毒的天然宿主、中间宿主等，在源头上认知和分析病毒的来源。其次，要做好动物之间的隔离，防止动物之间感染和发病。再次，做好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控制，防止人传人的现象发生，同时还要阻断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路径。比如禽流感的控制就是通过双向隔离（隔离扑杀病禽—隔离感染人群）来阻断疫情传播的。图１　人畜牧交互式扩散与阻隔（三）辐射式扩散与圆面控制辐射式扩散是区位式扩散中最严重的一种形式，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像很多放射性有害物质的扩散（核泄漏等）就是呈现出辐射扩散的形式。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辐射式扩散是指传播源从一个点出发，层层辐射开去，迅速影响传播给很

　管理·经济　　　多人。在传染性疫情中，辐射式扩散的发生与辐射源（传播源）本身、扩散的空间以及周边的环境密切相关。在“非典”时期就曾出现过“超级传播者”，即一个人在瞬间可以传播给多个人，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这种传播的速度更快，死亡率更高。这种有超级传播者引发的扩散就像辐射一样，层层散开，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虽然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在我国没有发现明显的超级传播者（其他国家像美国、意大利等却存在），但有相关研究认为病毒会通过气溶胶传播，其辐射范围和影响力更大，危害死病、世界范围的瘟疫、鼠疫等等。这些疫情事件在发生初期就表现出极强的爆发力，让人措手不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似乎一开始也是急促突发式的，一开始只有几个病例，瞬间便感染众多人群，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这些疫情之所以会呈现出急促爆发式扩散，主要原因来源于病毒的陌生性以及人类免疫系统对新型病毒的天然无抵抗力。比如流感病毒在刚刚被发现时，曾瞬间夺走很多人的生命。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如此，我们相信随着对病毒的深入研究，人们对该病毒的抵抗力也会逐步增强。性更强。由于辐射式扩散的范围在空间上呈现圆面形，对其控制包含了辐射源和辐射面两个方面，所以也被称之为“源面控制”［５］１５６－１５９。首先，控制辐射源。辐射源是其扩散圆面的中心结点，只有控制了辐射源头才能有效地避免灾害的扩散。在重大传染性疫情中要密切关注是否有超级传播者的存在，控制了超级传播者就控制住了辐射源，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其次，对辐射媒介进行控制。辐射媒介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辐射扩散的速度和范围。一旦切断了辐射媒介，则辐射速度和辐射动力便会减落。再次，对辐射边界和辐射圆面进行隔断控制。辐射扩散传播后，会形成一个辐射圆和辐射半径，我们要以半径为轴构建一个隔离带①，阻止辐射继续扩散。在应对新冠肺炎战疫中，我国政府利用数字化智能社区进行网格化布控，并对辐射圆面内所有人员进行隔离，实施无缝式远程网络监控，从而达到阻止辐射扩散的蔓延。（四）急促爆发式扩散与预防式规避及自我隔离控制急促爆发式扩散是从公共卫生事件整体爆发强度而言的，它是指事件瞬间产生爆发力和扩散强度。就突发危机事件而言，根据其扩散强度一般可分为渐变式和突发式两种。渐变式是指事件逐渐由弱变强，影响范围也由小变大，比如火灾、食物中毒、环境污染等等。突变式是事件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的破坏力，比如大地震、大爆炸等，在短时间内引发社会系统目标值的偏离［６］，如图２所示。突变式事件的扩散方式往往都是急促爆发式，像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瞬间杀伤力惊人，对民众的心理影响也是长远的。在重大的传染病疫情中，有一些事件在早期也呈现出急促爆发式的扩散轨迹，比如曾经横扫欧洲的黑图２　急促爆发式扩散对于这样一种来路不明、气势汹汹，破坏力极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通常要采取的手段就是预防式规避和自我隔离控制。首先，加强对病毒的日常研究和风险监控。目前自然界约有１５００万种野外未知病毒，尤其是一些新型的病毒和疾病，人类对其认知十分有限，一旦入侵人类社会，我们将束手无策，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加强对这些病毒的构成和基因序列的探究，可以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其次，要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型的传染性疾病要及时告之民众进行预防和规避，在风险和危机面前不能盲目乐观，只有做最坏的预测和预估才能将危机化为转机。再次，民众要自觉做好自我防护和家庭隔离。急促爆发式的疫情往往是因为对病毒缺乏认知而造成的，由于对病毒不甚了解，民众必须要做好自我防护和隔离。尤其在急促爆发期，要尽可能呆在家里，不聚会、不聚众，出门配戴口罩。平时要保证充足睡眠，加强身体锻炼，提高自身抵抗力，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二、关联式扩散过程与路径控制如果说区位式扩散是从传播学、流行病学视角来分析事件的扩散轨迹，那么关联式扩散则是分析公共卫生事件在社会空间里是否会引发其他的衍生和次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谓的关联式扩散是指随着突

　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发疫情事件的蔓延，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和危害性增大，可能引发其他类型的社会危机事件，对社会秩序７］。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是原来事件的次生或衍生事件，这表明两种危机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性和因果上的关联性。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常常会引发次生和衍生灾害，比如地震之后引发的海啸，海啸又引发疫病的传播；暴雨引发了泥石流，泥石流导致山体滑坡，引发交通阻碍和人员伤亡等。比如在新冠肺炎的战疫中，线上教育、线上办公和网络经济得到提速发展，而疫情过后又可能引发实体经济的危机，实体经济的薄弱又可能会引发结构性失业以及其他的社会风险等等。笔者通过对美国９·１１事件、英国口蹄疫危机、孟加拉国砷中毒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印度洋海啸以及ＳＡＲＳ、禽流感、雪灾等众多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机理进行剖析，发现关联式扩散大致有三种情况：深度蔓延式扩散、异质转换式扩散和连锁式扩散，对其针对性的应急控制方式是过程与路径控制。（一）深度蔓延式扩散与单项过程控制深度蔓延式扩散是一种相对理想化的状态，它是指随着突发公共疫情的爆发，其感染人数会不断增多，其危害对象也在持续扩大，但并没有引发其他类型的社会危机事件，事件仍然停留在公共卫生领域。从灾害学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其他环境因素和致灾因子作用下，深度蔓延式扩散方式只表现为随着时间的蔓延，受灾体（人或物）数量的增多［８］。也就是说，这种扩散方式其危害性只停留在该事件本身，并没有延伸到社会其他领域。比如火灾和毒气泄漏事件，如果随着火灾和毒气的蔓延，只造成伤亡数量和中毒人数的增多，并没有引发其他次生事件和衍生事件，就都是属于这类扩散类型。鉴于此类扩散形式并没有引发社会领域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因此，只要对单个事件本身进行过程管理，因此也称为单项过程控制。首先，要从总体上研究该类型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机理和运行规律。就公共卫生事件而言，要探究可能是哪些因素引发了该疫情的发生，疫情蔓延需要哪些条件，疫情的发展周期是什么等等，以便于我们可以及时防范和预警。其次，对事件的每个发展周期进行实时控制。比如新冠肺炎这类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在探究它的发生规律的基础上，对疫情的爆发期、上升期、峰值、拐点、消退期等方面要尽可能做出综合的科学预估，来消除民众的质疑和焦虑。同时要对每个阶段进行实时控制，充分发挥社区和民众的力量进行群防群控。再次，要对受灾体进行实时监控。在传染性疫情中，每个感染者就是受灾体［９］，他们都要经历一个暴露、感染、潜伏、发病、确诊以及和疾病抗争的过程，所以要对每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并加快疫苗的研制，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二）异质转换式扩散与过程追踪控制所谓异质转换式扩散是指突发公共事件本身已经消退，但新的社会危机事件又产生了，即新的危机对于一种危机消退，另一种危机又发生的扩散形式，最好的扼制方式就是过程追踪控制。民间常说：“大水之后有大疫，大疫之后有饥荒。”水灾之后爆发流行性疾病是常有的事，疫情消退后饥荒也会紧随而至。因此，我们要进行过程追踪控制，不是单一地处理完原生事件，还要密切追踪后续衍生事件。比如２００８年春运期间发生的雪灾事件，不是简单地做好防雪灾工作就可以了，还需要关注融雪后引发的次生灾害。异质转换式扩散的控制方式主要采取以下步骤：第一步，要追踪救人，生命权是第一位的；第二步，要追踪防疫，保障健康权；第三步，做好物资储备，大灾之后有备无患；第四步，恢复社会秩序，进行灾后重建。（三）连锁式扩散与路径控制深度蔓延式扩散与异质转换式扩散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往往并不多见。随着人类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一种危机事件爆发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其他类型的危机事件发生，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连锁式的蔓延与扩散［１０］。所谓连锁式扩散是多种灾害和危机并发和群发的一种扩散方式，它又具体表现为扩散链、扩散树和扩散网三种类型。１．扩散链———单链式扩散扩散链又称单链式扩散，它是多个突发公共事件依次传递、连续同时发生，如图３所示。单链式扩散表现为ａ２事件是继ａ１事件之后发生的，而ａ１事件是ａ２事件的引发的原因。由此类推，ａ２事件是ａ３事件发生的原因，ａ３事件又引发了ａ４事件……。这样一种依次爆发的链状扩散方式，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它和异质转换式扩散的区别在于起始的事件（ａ１）与后面依次发生的事件（ａ２、ａ３、ａ４、ａ５）都同时并发，就像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坍塌，形成一条链状的连锁反应。比如重大自然灾害导致大量财力投入，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动荡，又引发社会危机等。

　管理·经济　　　图３　单链式扩散２．扩散树———树状扩散扩散链的传播路径属于单向传递，然而在现实的连锁式扩散中，很多突发公共事件的扩散路径并不仅仅是单向输出的，它往往表现为多向输出和传播，即一个灾害事件引发多个灾害事件，类似树状的枝干一样，存在众多分叉，形成树状的传播结构，我事们称之为“扩散树”———树状扩散。如图４所示，图５　网状扩散根据扩散链、扩散树和扩散网的传播结构，我们发现连锁扩散的传播路径是由若干事件“点”和传递件ａ１引发事件ａ２和事件ａ３，事件ａ４又引发事件ａ７和ａ８，这些都属于多向输出式传播。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城市采取严格的隔离防控政策，对控制疫情的迅速扩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很多中小企业延缓复工，服务业暂停营业，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增加。此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可能引发了交通、保险、教育、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连锁风险和危机。图４　树状扩散３．扩散网———网状扩散在连锁式扩散中，扩散网是最复杂的一种扩散方式。它表现为一种灾害事件引发多个危机事件，而该危机事件又是由多个灾害事件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如图５所示，ａ１事件引发ａ２和ａ３，ａ３事件又引发ａ５和ａ６，而ａ５又是由ａ２和ａ３共同作用引起的。整个扩散结构中多向输出和多向输入交织在一起，各种灾害事件互为因果、纵横交错，如同网状一般，故称为网状扩散。比如环境突发事件（环境污染）引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疾病）；公共卫生事件又引发经济危机（财政赤字）和政治危机（政府信任与合法性）；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共同作用下，又引发社会危机（社会暴乱）等等。就新冠肺炎疫情来看，疫情初期湖北所遭受的打击是最大的，武汉地区众多潜在的社会风险与危机都被激发出来。来自医疗领域的突发事件让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扩散网，不断考验着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线”联结成的，我们只需要对点线连成的传递路径进行控制，即“路径控制”。路径控制主要遵循以下步骤：首先，要控制住扩散源头。连锁扩散的动力来源于最初发生的危机事件。如图３、图４、图５中，ａ１就是这三类连锁式扩散的源头。只有控制了扩散源（灾害源），才能从根本上扼制灾害扩散的动力。然后根据每个危机事件的不同特质有针对性地进行把控。其次，要对扩散路径中的“主要链接”和“特殊节点”进行控制。连锁式扩散看似错综复杂，实质仍有规律可循，每一种连锁式扩散都有一个主路线，我们称为“主要链接”路径［５］１６０－１６２。第一步就是要找出“主要链接”。“主要链接”路径是危机扩散的“主矛盾线”，它表明了事件扩散的主要方向。比如，由于经济危机引发了通货膨胀、股市崩盘、金融风暴、社会贫困等众多危机；而经济贫困导致的医疗资源匮乏又引发了流行性疾病的传播；重大疫情的扩散则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危机。在这样一个连锁式扩散结构中，我不难发现，扩散的源头是经济危机，公共疫情事件以及社会危机则是次生和衍生事件，“主要链接”是在经济领域，所以我们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经济领域内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事件进行重点控制和防范。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危机是从公共卫生领域爆发的，由此而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连锁风险也是由疫情所衍生而来的。所以“牵牛要牵牛鼻子”，对公共卫生领域进行重点防控，就是抓住了危机扩散的主线。虽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我国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战略成果，但我们仍要“补短板”“堵漏洞”，逐步健全重大疫情防控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第二步要对“特殊节点”进行控制。复杂的连锁式扩散是由很多不同的节点构成的，特别是在扩散网

中，有些节点较大，危害性也大，而有一些节点较敏感，传播速度较快。对于这些特殊的节点，我要进行严格布控。对“特殊节点”如何选择呢？危害大的节点———较大节点的选择。在众多危机事件构成的连锁网中，较大的节点是指产生危害性较强的重要节点，对社会破坏性也是巨大的。比如，在经济危机中的较大的节点是那些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对这些领域要重点控制。在重大公共疫情中的较大节点就是那些重症、危症病人，这些人员传染性强、病情危急，随时可能会丧失生１２］，如图６所示。比如，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路［政治危机又加剧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动荡又进一步加剧政局的不稳等等。就这次新冠肺炎而言，对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引发国际经济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尽快遏制住疫情蔓延，其后果会更加严重。特别是对于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本身医疗资源和财力就比较匮乏，一旦重大疫情在国内扩散，经济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而经济危机又会加剧疫情的扩散，造成风险叠加和共振，引发社会系统的震荡。命，对此我们要格外把控，将民众的生命权当成第一要务。同时也要对普通患者、轻度中度患者实行分流分段诊治，保障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传播快的节点———敏感节点的选择。在连锁扩散结构中，虽然有一些节点较小，但这些点很敏感，也即是说这些节点的阈值小，可能引发危机的快速传播和连锁反应。比如，在经济危机中除了要关注重点行业，还有需要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扩散节点中比较敏感，对市场机制的影响较大，更容易引发民生问题和社会危机。在重大公共疫情灾害中，易感人群（比如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和无症状感染者就属于敏感节点，需要特别关注［１１］。对这些群体的重点控制可以有效防止疫情在人群中的快速传播。第三步，对扩散的损害点进行修复并进行防御升级。在连锁扩散中灾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因此需要我们对已经破坏的节点进行修复，从而提高不同节点的阈值和抗风险的能力。三、循环式扩散与复合式控制突发公共事件在其扩散的过程，容易与各种环境因素耦合在一起，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里形成蔓延与渗透。一旦这种扩散态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就会产生循环式扩散，风险危机的叠加和放大效应不可避免，从而引发社会系统整体的震荡。循环式扩散是突发公共事件扩散中损害最大的一种，它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系统的颠覆和重组。循环式扩散包括单循环扩散、大回路扩散和环境耦合式扩散。（一）单循环扩散单循环扩散是指两种危机事件，其中一种危机ａ１引发另一种危机ａ２，而ａ２事件又反作用于原有事件ａ１，对ａ１产生明显风险叠加和危机放大效应。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制约，形成单循环式的回

　管理·经济　　　扩散提供了条件。笔者通过分析国内外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扩散机理，认为社会心理、社会信任和社会传播等环境要素与危机事件之间的关联度较高。一方面，社会信任系统的失范、社会传播机制的失衡以及社会心理系统的失调都将促使社会风险的积聚、突发事件的增多和社会危害性的增强，从而加速了从“社会风险”向“突发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转１４］；另一方面，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蔓延和扩散变［极端———绝对不信任。疫情初期，许多欧美的专家对于是否需要戴口罩、新冠肺炎与流感的区别等方面判断滞后，一度引发各国社会心理层的动荡，民众对专家系统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而社会心理的波动又引发了社会疏离和社会排斥，一时间很多普通民众对于感染病毒的人群有着强烈的社会排斥，甚至敌１８］。加之传播机制的失衡和信息的传递不畅，又视［可能引发各国政府的信任危机，造成公共部门公信力的下降。可见，在疫情爆发期公共卫生事件与外部复杂环境耦合在一起，引发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共振。又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系统的稳定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加剧了信任危机，造成传播失真和心理恐慌。因此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严重破坏了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如图８所示。图８　突发事件与环境的耦合比如１９７２年发生的日本手纸事件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环境耦合式扩散。当时本日经济的危机造成了社会心理的失调、社会传播的失衡和社会信任的失范。社会心理的失衡使民众处于心理恐慌之中，时刻担心危机的降临。慌乱让流言有机可乘，使购买手纸这样一种本来很平常的事情变得神秘而紧张起来，造成了抢购风潮。社会传播的失衡使得流言四处传播，物价上涨、挤兑风波、社会信任度下降，社会的不稳定加剧。社会信任的失范使民众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处理危机，于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一次小小手纸事件终于酿成一场全国性的危机［１５］。“非典”时期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当时民众的过度恐慌和流言的传播引发了一拨拨的抢购风潮，造成了市场和社会混乱。其实，民众在未知的重大疫情面前的心理防线是非常脆弱的［１６］，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引发社会焦虑和恐慌也是难免的。但如果社会传播机制和信任系统能够很好地发挥效能，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众的焦虑和不安情绪，起到稳定社会心理的目的［１７］。在新冠肺炎全球爆发期，西方各国的社会信任系统、社会心理系统和社会传播机制也是极不稳定的。社会信任根据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人际信任、组织信任和制度信任，而专家信任属于组织信任的一种。专家信任系统的失灵有可能让民众从绝对信任走向另一个循环式扩散是一种风险放大、回循、耦合式的复杂扩散形式，危机事件会在社会系统中轮流发生，依次叠加，并形成循环式的回路，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震荡和共振［１９］。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危机造成的震动曲线进行复合式控制。首先，要对振动幅度和振荡频率进行控制。系统性扩散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振动曲线的频率和幅度没有减弱，这就需要对振动曲线进行人为干预和应急控制，削弱危机的传递速度，并对已经损害的社会节点快速修复。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应急物资的储备能力和社会危机的治理水平。一旦振动幅度和频率逐渐减小，则表明危机干预和应急控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会逐渐消解。如果危机振动曲线在应急干预下，仍旧没有减弱，甚至是不断增加的，这表明危机的灾害性是非常大的，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应急干预和矫正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控制危机的恶性传播［２０］。这次新冠肺炎的危害性和扩散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我国政府在应急管理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巨大的，也取得了较好的控制效果。从全球范围内看，新冠肺炎的世界大流行表明控制疫情已不再是一国的事情，它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降低疫情的振动频率和幅度，从而控制住世界范围的蔓延和扩散。其次，要阻断回循线路。系统性扩散形成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危机事件通过循环回路，形成更为放大的负效应，因此，需要对循环路线进行阻断。阻断的主要方式就是破坏危机事件之间的节点和联系，防止危机事件之间形成共振反应。比如在新冠肺炎国内战疫中，对不同地方的疫情状态进行分区、分级、分类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尽快复工、恢复通讯、运输、商贸、流通等，这样可以很好地阻断疫情事件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之间的联结，扼制危机的连锁放大效应。

　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再次，我们要对危机的环境因素进行解耦控制。造成系统性扩散的另一主要因素就是外部环境的催化效应。社会是一个复合性的系统，每个子系统之间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一旦环境因素与突发事件耦合在一起，危机便会涌向某个子系统，引发系统的瘫痪。耦合式的扩散一般是多回路和多变量的，在环境因素中，有些因素的作用大，有些则较小，我们需要对其环境变量进行分解，找出环境变量中影响因子较大的变量。比如社会心理、社会传播和社会信任就是影响较大的变量，我们要对这些变量进行解耦，尤　　［７］陈福锋．透视危机事件传播链的断裂［Ｊ］．传媒观察，２００３（４）：２３－２５．［８］史培军．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Ｊ］．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１９９１（２）：３７－４２．学版），［９］史培军．再论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Ｊ］．自然灾害学报，１９９６（１１）：６－１７．［１０］吴国斌．重大突发事件扩散的微观机理研究［Ｊ］．软科学，２００５（６）：４－７．［１１］周忻，徐伟，袁艺．灾害风险感知研究方法与应用综述［Ｊ］．灾２０１２（２）：１１４－１１８．害学，［１２］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Ｊ］．自然杂志，１９８１（１）：３－９．其是要杜绝谣言和不良信息的传播，用真实、客观的信息驱散流言和恐惧［２１］。综上所述，区位式扩散、关联式扩散和循环式扩散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尤其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不同扩散轨迹常常重叠在一起，给应急管理带来极大难度。因此，应对危机扩散的控制方式也不是单一和独立的，在危机事件的实际处置过程中，需要将不同的控制方式加以复合和创新，通过不断累积经验将危机损害尽快降到最低。注　释：①在森林火险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采用此方式，建立火灾隔离带，这样可以有效阻断灾害继续扩散。参考文献：［１］祝江斌，王超．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的扩散机理刍议［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５）：６５－６８．［２］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２－２５．［３］沈一兵．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的生成、演化与控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５５－１５６．［４］钟开斌，彭宗超．突发事件与首都城市应急联动机制的构建［Ｊ］．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４）：６０－６５．［５］童星．社会改革控制论［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６］王诺．系统思维的轮回［Ｍ］．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６－４８．［１３］涂序彦．大系统控制论［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７０－１８０．［１４］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Ｊ］．江海学刊，２００６（２）：１１２－１１７．［１５］吴江．公共危机管理能力［Ｍ］．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５８－２５９．［１６］Ｐ．Ｓｌｏｖｉｃ，Ｓ．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Ｂ．Ｆｉｓｃｈｈｏｆ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ａｔａ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４，（３０）：４６４－４６７．［１７］ＷａｌｋｅｒＣＪ，ＢｅｃｋｅｒｌｅＣＡ．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ｎｒｕｍｏ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１９８７，２（３）：３５３－３６０．［１８］Ｍ．Ｄｏｕｇｌａｓ．Ｒｉｓｋ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６，３２（８）：５４．［１９］金以慧，郭仲伟．过程系统控制与管理［Ｍ］．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２－２７．［２０］章友德．城市灾害学：一种社会学的视角［Ｍ］．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１１．［２１］吴锋，赵利屏．信任的危机与重建［Ｊ］．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４）：５５－５９．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风险视阈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研究”（１４ＢＳＨ００４）；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科学认知、应急决策和社会态度———上海重大疫情防控的ＳＥＳ协同体系研究”（２０２０ＢＳＨ００２）。作者简介：沈一兵（１９７８—），男，江苏扬州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