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着出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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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李仲公与《日本帝　国主义的满蒙观与　

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李　芳①　

（贵阳市商业银行白云支行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１４）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　

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　

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　

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　

先声。　

关键词：李仲公联共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　

中图分类号：Ｉ２ｏ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７０５【２００９）０４—６２—６５　

李仲公是一位由贵州山乡走上政治舞台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早年肄业于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１９１３　

年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中华杂志》撰述、《国风日报》编辑，并与李大钊等　

人发起创办《晨钟报》，为民国初年资深报人，参加“护国”、“护法”运动，１９２４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东征时　

期出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北伐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　

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部次长、国军“编遣会议”秘书处主任等职，系国民党军政大员中有名的　

“秀才”。　

１９２６年２月，李仲公受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委派，代理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与英日帝国主　

义列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拒绝将原监督马文车武力收回的５０里内常关各口交出，查办日舰乾坤丸水兵　

迫害车夫案，收回英侨主办的南强中学教育权，其爱国行动大长国人志气。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李仲公兼任汉治　

萍公司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同日本驻汉治萍公司代表及日本外交特使进行多次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以强硬　

的态度进行公司业务的整理。由于国民政府的软弱，蒋介石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统治的支持，李仲公的谈　

判以失败告终。１９３１年夏，李仲公出任上海招商局总办，主张招商局收归国有，着手登记盛宣怀、李鸿章家　

族的股票，准备没收来建立中国航空公司，蒋介石下令停止登记，改为官商合办，李仲公意图失败，愤而辞去　

交通部次长及所兼各职。又调任安徽省教育厅长，李仲公称病不就，回苏州“休养”。　

由于李仲公留学过日本，又与日本政府特使交过手，认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及其“强盗理论”。　

他通过北伐战争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接触，深知共产党是组织民众、团结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卖国军　

阀的力量；他是一位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民族危亡　

关头，李仲公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拍案而起。１９３１年７月，时值李仲公胞弟、曾留　

学日本明治大学、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后又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李侠公由苏联回国，匿居苏州。　

兄弟俩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之祸临近，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不顾外患，一心剿共内战，实施“攘外必先安　

①　作者简介：李芳（１９６３年一），贵阳市商业银行白云支行行长助理、工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史志及近现代　

人物。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６３・　

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于是，兄弟俩起草了一份对内（联共）、对外（联苏）的“方案”，主张停　

止内战一致团结救国。以李仲公曾为蒋介石交谊甚厚的幕僚身份，将“方案”由苏州寄呈蒋介石。同时，针　

对日本朝日新闻社散布的《满蒙诸问题》，制造侵占我国领土满蒙“有理”的理论，兄弟俩共同译著了《日本帝　

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书稿草版排出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遭受　

侵华日军“一二・八事变”战火停业，书稿草版另交南京印刷公司重新排印，于１９３２年４月才得以出版发行　

（李侠公匿居苏州时，由于国民政府对李侠公的“通缉令”没有撤销，兄弟俩共同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　

蒙观与我们的驳议》只得由李仲公署名出版）。“九・一八事变”后，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２２日，中共中央分别　

向全国及党内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　

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　

正延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　

持公道。　

１９３２年２月的一天，李仲公接到蒋介石邀至“南京一谈”的来信，随即由苏州赴南京与蒋面谈。蒋介石　

说：“全国都说我不抗日，我真不抗日吗？单说为阻挠我北伐而发生的‘济南惨案’那件事，我还不恨之刺骨　

吗？但要知道，我们的国防是这样空虚，不说海、空军，就是陆军也经不起久战。如果要打，不到三个月，不仅　

华北不保，即东南亦难保全。此种情形，学生们不了解，只凭爱国热忱，大家起来骂我，倒也可原。两广也起　

来反对我，他们真是要抗日吗？不过借题发挥罢了……”，“哎，如果国人信任我，就把东三省割让给日本，我　

敢保证十年后把它拿回来。不过，民意如此激昂，共党也主张联合抗战。所以，我看了你的意见，特约你来商　

量”。接着，蒋介石对李仲公说：“你拟的方案我已细阅，意见很对”，“不过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去同汪先生　

（汪精卫，时为行政院长）谈谈，看他的意见怎样？明天再来决定。”李仲公辞蒋以后，当晚即面见汪精卫，具　

告见蒋经过，汪精卫跳起来对李仲公说：“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介石即采纳你的意见，我完全赞同，他放手去　

做好了……”　

次日，李仲公再次面见蒋介石，把昨晚见汪的情况及汪的意见转告蒋介石，蒋说：“好！就决定这样做　

吧，仍请你做秘书长，几天后随我上庐山去准备进行。你可多请几位大学教授到秘书处去帮忙，你的兄弟李　

侠公既然从莫斯科回来，也可以约他相助。”此时，李仲公满心欢喜地认为蒋有悔祸自全之心，他对蒋说过　

“如果再打共而不抗日，不但有亡国的危险，你的政治生命将险于毁灭”的话真的打动了蒋介石。到了第二　

天夜晚，蒋介石又约见李仲公，告知“事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这样做，岂不是我过去都做错了吗？而且包　

围我的人太多，还是照着原来的做法去做好了。你就组织秘书处，照我的意思随我上庐山去好了”。李深知　

蒋的性格，只要蒋作了最后的决定，是不容人再进言的。李失望地对蒋说：“我看旧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我是　

为了国家，也是为了你。既然不用我的建议，我随你去也无可效力，请允许我回家侍老母！”蒋随即说：“好！　

那么，就请你做立法委员并帮我办禁烟的事吧。”（以上李仲公与蒋介石、汪精卫谈话内容，均引自李仲公未　

刊手稿本。）　

李仲公鼓动蒋联共抗日意图失败后回到苏州，专心地校订《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以作　

为唤起民众的呼声。蒋介石对日侵华暴行寄希望于“国联”调解，对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对胡汉民、白崇　

禧等人提出的抗日要求，就说“事关国族存亡，应该从长计议，请他们即日来京共商大计好了”来搪塞，仍然　

走他的那套“攘外必先安内”旧路。最后由杨永泰担任“鄂豫皖剿匪行营”秘书长，全力对中共根据地实施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剿。　

蒋介石从同意李仲公“方案”到反悔，主要是由于受到他的反动集团内部戴传贤、陈立夫、陈果夫的激烈　

反对，谷正刚涕泣陈词，坚决反对蒋介石接受联共联苏抗日主张。同时，蒋介石怀疑汪精卫的表示不诚意，怕　

汪借题来倒他等因素造成翻悔。　

李仲公为国民党内最早向蒋介石提出“联共联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人，译著的《日本帝国主　

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成为抗日先声。该译著翻译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编著的《满蒙诸问题》，即：满蒙的　

地位与重大性、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满蒙铁道、我国满蒙铁道利权、满蒙经济的本体——满铁王国、满铁　

及满蒙政策的危机、中国满蒙铁道政策、结论，共八章二十六节；译者驳议有四个部份：即（一）“帝国主义的　

日本”之肯定；（－－）掩护在马尔萨斯主义下的所谓“人Ｖｌ与粮食问题”；（三）拆穿所谓“特殊地位内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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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实关系”的真象；（四）架在血刃上的“法理”；（五）总结。并呼吁：“我们应该警惕日本帝国主义已至和我不　

能并存的最后日期，唯一有效的努力在团结全国力量，实行‘以力还力’的奋斗，一切‘兄弟阋墙’式的斗争都　

应站在反日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化为一致御侮的敌忾同仇”。　

蒋介石见到《Ｅｌ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后，斥责李仲公不应以国民党要员身份与他公　

开唱反调，令中统特务给予严重警告。此后，不再与李仲公商议国事“军机”。　

附录：《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者序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所谓“满蒙积极政策”，在炮舰的威迫之外，还有着“理论”的鼓动和宣传。　

充满日本书肆、图书馆，乃至一切社会集团的“满蒙问题”研究之专书、论文，以及图表，虽然取材各有不　

同，质量互有优劣，而其结论都有一致的集中点，这集中点就是——　

“到满蒙去！”　

然而：为什么到满蒙去？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去满蒙？满蒙对于Ｅｌ本有着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这些前提之不厌求详解答，为的就是在于鼓动、宣传“到满蒙去”的结论之“合理”　

与“必要”。　

有着什么“合理”与“必要”的论证呢？它的集中点大概是：　

１、满蒙地大物博，有待于Ｅｔ本之开发利用；　

２、满蒙是救济日本缺乏原料消纳商品的取给地；　

３、Ｅｔ本解决人口过剩与食粮缺少的两大问题之唯一出路，只有向满蒙发展；　

４、满蒙是日本人的“铁”与“血”换来的；　

５、日本依着事实关系占有特殊地位；　

６、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之“预防”的军事意义上必不可放弃满蒙之经营；　

７、完成大陆政策的必要初步。　

由１、２、３的说明，得到了“为什么到满蒙去”的“注释”，由４与５的“解答”，“充实”了“可以去满蒙”的　

“理由”，而６与７则是鼓动了对日本存亡之“切身利益关系”的直觉。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日本帝国主　

义宣传的一贯理论系统。　

本书为日本朝日新闻社编纂而作，自由该社派遣赴满蒙实际考察之特派员，当然也就是在该社直接指导　

之下一种对满蒙问题的负责刊物，它是尽了日本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贯理论系统的最大任务。　

我们为要把握着这一个凶狠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之理论根据地而遥向敌人阵营中探索搜寻其府　

库，然后以我们的犀利的军器解除其武装。这便是译者不自揣量——尽管已是现实的政治落伍者——即竭　

其棉力妄为探索、搜寻其府库的初步工作——把该社这本直接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发言的具体而微的书逻译　

出来——更不顾自己的迟钝的军器——学力浅薄——而敢于作解除其武装的尝试——附以驳议斥原著者之　

妄——的缘故。　

虽然译者是很浅薄的，但以浅薄之识却不能不对时下领导舆论的政论家有质凝之处。　

倒如上海某大报，在最近（十月底）连载三日作为长篇时评发表的《辟日人所谓“满蒙持殊权益”》文中　

竞有如下失态的词句：“尤有进者：日人今日所齿齿争辨者，不谓所谓‘满蒙特殊权益’为以铁血换来者乎？　

吾人且暂承认是种解说之有相当理由？！但依据马关条约与朴茨茅斯条约所获得之‘特殊权益’亦自有时间　

之限制”。这位中国记者所说的话，其实质究与“日人今日所齿齿争辨者”何殊？须知虽然加以“且暂承认”、　

“相当理由”的界说，但其实质则无二致。然则我们能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用来“充实”它可以“去侵略满蒙”　

的“理由”为有“相当理由”吗？　

再如同时上海有某通信社在其刊印《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的篇首所附的“引言”，竞承认　

日本帝国主义所籍以掩蔽其侵略的狞恶面目之“马尔萨斯主义”为事实，而结以“夫人口与粮食问题之不能　

解决，本为日本致命之伤”的断语，这亦恰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正向其国人以至国际间大肆宣传的“真理”！？　

何幸而又得中国记者为之张目。　

然而，我们究竟是中国人，尤其是反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上，我们能抹煞中国的广大劳农群众在满蒙为帝国主义　

李仲公与《１３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６５・　

的“铁”所已击破的或正在榨取的“血”而承认日本的“铁血”是‘‘换来”满蒙的“特殊权益”吗？朝日新闻社在本书恰　

已在替它的祖国——日本帝国主义尽量解释着。因此，译者的驳议对于这问题也就占了—个重心。　

至于人口与粮食问题，亦正是本书编者所持为当先的主要的盾牌，这盾牌不特有着上海中国记者无意识　

地附和着，恐怕就是许多中国的爱国之士也附和着吧。因此，译者对此更感到有根本纠正的必要。　

基于以上所述，而于是有本书之译及驳议之作，肤浅之见，望稍能引起国人认识上之一注意，并诚恳地期　

待着读者的批判。　

仲公民国二十年在日兵进占辽吉四十１３后养病苏州中。　

本书作成于五个月前，是和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并约定至迟于本年岁首可以出书的。乃因该馆以积压　

工作过多，迁延至三个月，始将草版排印蒇事。更不料于著译者正在作最后的校阅工作时，日帝国主义的炮　

舰飞机竞向我经济文化重心的上海的闸北作非常凶恶残暴野蛮的轰炸，而远东有数文化机关的商务印书馆　

遂为其炮弹下之牺牲品，因以破产而宣告停业了。本书的这一点渺小的命运，自然也同在此大不幸事件中而　

遭受摧毁，所幸草版尚存，故今兹得以重行付印而终获与国人相见。　

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现在更揭穿无遗了！然而，它的凶焰是只有愈将燃遍全中国反日民众的怒火　

的。看吧！上海市民一致的反Ｅｔ狂潮，我军英勇战士月余来的坚决抵抗，直到最后以战略而全师退守，士气　

益盛，以及东北各地义勇军之崛起，誓以颈血收复失地，剿灭叛逆，这些都是半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残　

酷政策所必然激成的合理的反抗。而我们抗日救国的惟一活路，亦正是由几月来血的经验证实了“以力还　

力”的结论，不是译著者故为高踱的论调，而实是事变的归趋，必然终结于此途——除非是甘受帝国主义的　

瓜分政策。　

兹在校阅本书之后，愈不胜抗日怒潮涌上心头，因更重复结论所示，制为如下的口号日：　

“以力还力”是抗日救国的惟一胜利的途径！　

仲公校后附识，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三日于南京。　

参考文献　

［１］李仲公《我的历史交待》（１９５３年５月，手稿本）　

［２］李仲公《蒋介石反革命回忆录——从“大革命”到“九－－／ｋ”蒋介石的起落》（１９５９年９月，手稿本）　

［３］《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日本朝日新闻社编，李仲公译著，１９３２年４月南京印刷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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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俞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