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医护人员疫情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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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文章医护人员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风险感知与担 忧：来自一项意大利调查的结果

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中，新发的高度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已导致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了全球数百万 人[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新发传染病（EIDs）是指在人群中首次出现的感染， 或虽早已存在但新增病例数迅速增加的感染，或在新的地理区域传播的感染[2]。大多数新发传染病 （EIDs）为人畜共患，即从动物自然传播给人类的疾病[3,4],，其起源与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 关[5–7]。

最著名的新发传染病（EIDs）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埃博拉、HIV/艾滋病、尼帕 病毒性脑炎、禽流感和H1N1流感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2,8]。不幸的是，其中许 多疾病至今仍没有获批疫苗[1],，而医护人员（HCWs）往往是这些疾病的受害者。此外，医护人员 不仅面临高感染风险，还可能促成疾病在医院与社区环境之间的相互传播[9,10]。

高压工作场所对医护人员的生活质量和职业活动均有不利影响，表现为效率降低以及提供高质量 卫生服务的能力受限[11,12]。此外，在流行病或大流行等紧急情况下，医护人员可能会产生心理困扰， 并对周围人群的健康感到担忧[13,14]。因此，负责卫生服务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效益和表现，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其技能、知识和动机[15]。

关于新发传染病（EIDs），由SARS‐CoV‐2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COVID‐19）自去年12月在中国武汉报告首例病例以来，已发展至大流行规模，造成了严重的身心健 康后果[16]，并出现超过6200万确诊病例[17]。自2020年2月22日发现首例病例以来，在疫情的第一 波期间，意大利成为欧洲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感染者超过二十万人[18]。目前，意大利流行病 学背景依然令人担忧：截至2020年12月1日，确诊病例已超过16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5万例[17]。

因此，从3月9日至5月3日，全国实施了严格的封城措施，以控制疾病传播。在该时期内，以及自5月 4日进入意大利重新开放和逐步放松限制的新阶段（制造业活动恢复）以来，医院、养老院和治疗性 社区（TCs）在患者护理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意大利医护人员在过去30年中强度最高的情景下工作， 众所周知，在疫情情景下，尽管面临较高的个人风险，医护人员在卫生应急处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由于数月来巨大的工作量，他们身心疲惫[19]。

因此，本研究旨在描述意大利医护人员在COVID‐19大流行第一波期间于医院、养老院或治疗社 区工作时对感染风险的担忧和风险感知。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设计与参与者

这是一项使用基于网络的开放式调查的横断面研究。研究人群包括在意大利第一波大流行期间 （2020年2月至5月）于医院、养老院和治疗社区工作的医师、护士、医务人员（放射技师、康复技术 人员、物理治疗师和助产士）、医疗支持人员及行政人员。在访谈时尚未获得资格的实习学生不能参 与本研究。所有参与者均通过电子邮件、新闻通讯和社交媒体（脸书和领英）采用“滚雪球”抽样方 式招募，在参与网络调查前需提供知情同意，并同意数据收集和存储用于分析和发表。该调查完全匿 名。参与者知晓其参与的自愿性质，并确保信息保密性。最终样本量等于完成在线问卷并符合纳入标 准（即具有必要资格的卫生专业人员且提供了知情同意）的医护人员数量。本研究已获得伦理委员会 的调查批准。

2.2. 数据收集

我们使用Google平台“表单”创建了一份在线问卷，该问卷于5月5日至6月6日在线开放。

在此自填式问卷中，收集了以下信息：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区（重新编码为地理区域： 北部、中部和南部）、工作经验（以年为单位）、教育水平、职业类别和医院病房/科室、感知感染风 险（高、中或低）、担忧以及对大流行病的知识。关于对COVID‐19担忧的条目得分为0到4分，其中 4分表示最高度的关切。

2.3. 统计分析

对存储在特定数据库中的收集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进行了评估。定量变量以均值、标准差（ sd）、中位数和四分位距（IQR）进行汇总，而定性变量则以频数和百分比进行汇总。为了比较定性 变量，采用了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为了比较定量变量之间的差异，采用了Kruskal‐Wallis非 参数检验。所有分析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0.05，但对于多重比较则使用邦弗罗尼校正（五组间对 比的p值/n：p< 0.01）。分析所用软件为STATA/SE for Windows，版本15（StataCorp.，美国德 克萨斯州大学站）。

3. 结果

3.1. 参与者及社会人口学特征

共有2103名受试者参与了调查；其中2078名符合纳入标准。表1显示了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和职 业特征。

表1. 参与者特征（N= 2078）

在2078名医护人员中，平均年龄为 42 ± 11岁。女性共1637名（占78.80%）。受访者中比例最高的为 医师（40.75%）和护士（32.15%），其次是医务人员（18.00%）、医疗支持人员（4.50%）和行政人员 （4.60%）。

3.2. 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担忧

共有15.80%的人报告曾感染SARS‐CoV‐2。表2显示了与对COVID‐19的担忧相关的项目。

在样本中，最常见的担忧是“周围人群的感染风险”（A.1.3）：该比例在行政人员中为53.68%， 在护士中为55.84%。仅有少数受访者（0.87%）表示没有任何担忧。医师（4.84%）更担心“与家庭 和（或）社会环境的隔离”（A.1.4），而行政人员（24.21%）则对“疾病危险性/健康后果”（ A.1.2）感到忧虑。参与者报告其对新冠肺炎感染（A.3）的担忧程度中位数评分为3（四分位距 2–3）。

医疗专业人员各组显示出类似结果：事后分析显示，行政人员与医疗支持人员之间（邦弗罗尼事后检 验，p= 0.0015），以及行政人员与护士之间（邦弗罗尼事后检验，p= 0.003）存在显著差异。

关于科室/病房（A.5.1）提供的信息缺乏问题，仅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心。此外，医 疗支持人员组中表示对个人防护装备短缺（A.5.2）和故意缺勤（A.5.4）非常担心的参与者比例高于 其他医护人员群体（分别为39.36%和17.02%，p< 0.001）。最后，仅有少数医护人员报告了对工作 未获认可表示担忧（医师中该比例为3.90%，医务人员中为8.56%）。

3.3. 感知感染风险和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信息

表3显示了关于感染风险感知及相关信息的调查结果。在疫情情景初期，59.19%的医护人员认为 感染风险非常高（B.1），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f值p= 0<0.001）：医师和护士认为的风险高于 其他医护人员（分别为60.92%和62.87%）。行政人员感知到的感染风险最低（45.26%）。

对于所有医护人员群体而言，当疫情情景开始时，在工作场所（B.2.）感染风险的感知显著高于 外部环境（p< 0.001），比例介于59.89%（医务人员）和81.11%（医师）之间。

在所有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中，认为感染风险非常高且在问卷调查实施时仍然较大的受试者比例 （B.3.）。

仅在行政人员群体中，认为感染风险较疫情初期增加的受试者人数有所上升（从45.26%增至 57.89%）。

在问卷调查实施时，工作场所是风险最高的环境（B.4，48.12%）。此外，医护人员报告称，在 周围人群中（B.5），感染主要在其同事之间传播（35.98%）。

医护人员对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症状、治疗、预后和风险因素的信息感知充分性（B.6）程度 可视为中等偏高（中位数评分范围为4到5）。然而，行政人员在治疗和预后方面的中位数评分略低 （均为3，四分位距2–4），与其他专业人员相比存在差异（p= 0.029 和p= 0.150，分别）。

表2。 医护人员对COVID‐19大流行的担忧与顾虑

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 Kruskal‐Wallis 检验； 3–5该组与前述组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Bonferroni 事后检验校正） ts)

表3. H医护人员对COVID‐19大流行的感知感染风险和感知信息

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 Kruskal‐Wallis 检验； 2−5该组与前述组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Bonferroni校正） ts).

因此，医护人员同意各科室/病房已充分做好准备以应对因感染引发的紧急情况（B.7）（中位数 3，四分位距2–4），并认为所提供的信息（B.8）完整且全面（中位数3，四分位距2–4）。在最后这两 项中，行政人员报告的中位数值较高（均为4，四分位距3–4），高于其他群体：关于科室/病房提 供的信息，事后分析显示，仅与护士（邦弗罗尼事后检验，p= 0.0036）和医师（均为邦弗罗尼事后 检验，p< 0.001）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4. 心理方面

表4报告了关于心理方面的数据收集情况。当被问及在工作场所是否对员工的心理健康给予了足 够的关注（C.1）时，医护人员报告的中位数为3（四分位距1–3），而医师的中位数为2（四分位距1– 3），这似乎表明其认同程度较低。医护人员报告在过去两个月内存在睡眠障碍（C.2）：护士群体中 存在睡眠障碍的比例最高（70.36%），行政人员群体中最低（51.58%）（p< 0<0.001）。

根据83.35%的参与者的意见，在疫情情景下提供心理支持是有用的（C.3），但只有9.38%的受 访者实际获得了这种支持（C.4）。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医师和护士（分别为10.63%和10.18%），最低 的是行政人员（4.21%）。在所有群体中，38.16%的人报告其科室/病房未提供此项服务（C.5）。

此外，我们观察到关于药物使用方面有类似的结果（C.6）：使用药物的人群比例在医师和护士 中高于其他群体（分别为13.70%和11.23%，p= 0.003）。就药物类型而言，使用抗焦虑药的比例最 高，其次是安眠药和抗抑郁药（数据未显示）。

表4. 医护人员的心理方面

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 Kruskal‐Wallis 检验； 2,3,5该组与数字所示组之间的显著差异（Bonferroni 事后检验校正）。

正如预期，医师和护士的感知风险显著高于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这与其临床工作带来的 SARS‐CoV‐2直接生物学暴露一致。与上述专业类别相比，行政人员对感染风险的担忧程度略低。可 以合理假设，这种担忧水平的差异与其职业相关，因为工作场所已被确定为感染风险最高的场所。风 险感知的评估在新发传染病控制中至关重要：现实的风险感知有助于实施和促进自愿预防行为，而当 尚无正式治疗方案或获批疫苗时，这些行为往往是唯一的防护手段[25]。

在我们的样本中，问卷调查实施时（意大利重启阶段）的风险感知可能与大流行初期一样高。

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大众媒体提供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强度所致，这可能放大了有关风险的信息， 以及人们对风险的感知[25]。

此外，此前数月严重疫情暴发所引发的情感和心理困扰，很可能在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医护人员中 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性的“长波”效应。

这些结果表明，医护人员的担忧多种多样，且更多地与其工作环境相关，而非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反思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假设，医护人员的职业身份可能导致了显 著的压力，或引发了心理/精神障碍，从而将其定义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高风险类别”。这些问题或许 可通过专项研究加以解决。

更具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许多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抱怨存在睡眠障碍和/或需要服用精神科药物。

尽管本研究未考察大流行期间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报告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性质，但很可能是相当大比例 的人群出现了新发的睡眠障碍或明显的情绪恶化。这一结果是合理的，因为部分医护人员报告使用了 精神类药物。同样，在此情况下，直接参与床旁工作的医护人员（如医师和护士）中用药者的比例显 著更高。

然而，这种程度的担忧似乎并非源于信息或培训缺乏。医务人员对新冠疫情暴发不同方面的信息 感知充分性处于中等偏高水平，总体而言，关于疾病治疗与预后的信息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足够清晰， 尽管行政人员的评分较低，其中位数值也较低。此外，不同医护人员群体的受访者普遍认为科室/病房 在应对紧急情况方面具备充分准备，并且在疫情情景下所获得的信息是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最 后这两项上，行政人员报告的中位数值高于护士和医师。这一发现可能与这两个群体的专业领域差异 有关，前者更侧重于服务规划，而后者则更专注于患者照护。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近期在湖北武汉2019年冠状病毒爆发期间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类似研究 结果一致[23,24]。这些研究表明，来自武汉市城区的女护士和一线工作人员在所有测量指标中报告的 症状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与我们的发现一致，“一线”工作（即护士和医师）已被视为导致心理健 康预后恶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关于风险感知引起的压力水平的这些结论，与Garzaro 等人，2020年的 最新研究结果相似，该研究显示并证实了医师既是感染的主要来源，也是最易感的群体之一[26]。

因此，本研究证实了参与急性COVID‐19疫情的医护人员的情绪脆弱性。与2019年在武汉进行的 研究不同，我们的研究强调了一种高度

对大流行的担忧，这种担忧贯穿于所有参与医疗援助的工作人员类别（医师、护士、技术人员和行政 人员问）卷。调查实施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对心理支持的感知需求与该服务实际 缺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结果可能在之前提到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失眠）形成慢性化循环中起关 键作用。从给出肯定回答的受试者比例出发，应通过专门服务和持续监测医护人员的心理福祉，更加 全面地关注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同时预防职业倦怠综合征的风险[19]。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 中，承认需要心理帮助仍可能是一种禁忌，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污名化弥漫于医疗保健领域，并对医护 人员的心理福祉产生重大影响[27]。无论如何，可以认为经历心理困扰的医护人员可能面临双重障碍： 创伤经历本身以及工作环境中的污名化视角[28]。

本研究应结合一些局限性和偏倚进行解读，这些局限性和偏倚主要源于其性质，即为一项横断面 调查，其中信息和回答均为自我报告[29]。另一项局限性是缺乏随访评估，而这是描述和研究医护人 员中期心理影响所必需的，因为他们可能在心理和身体上都经历了显著恶化。其他局限性还包括使用 了未经验证的问卷以及非代表性样本的意大利医护人员。

最后，我们不能排除处于严重痛苦中的卫生专业人员可能未被充分代表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人员 可能因对大流行的担忧而休假，或因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极为繁忙而无法参与本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指出了一个与COVID‐19大流行对医护人员心理和身体健康影响相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 在紧急情况下，相关人员不仅会为自己感到担忧，也会为周围人群感到忧虑。

我们的研究结果凸显并强调了在新发传染病情景下心理和精神支持服务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 相关机构对这些问题关注不足。管理者和团队领导在保障员工心理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紧急 情况下心理状态良好的医护人员更有可能履行职责。因此，必须加强心理社会支持并促进获得这些支 持的途径，确保员工了解可通过直接或远程访问方式受益于这些服务，以应对医院轮班的需求。众所 周知，未治疗的心理痛苦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涉及精神疾病和器质性疾病，从而影响工作质量和 效率。

在所有组织环境中，实现心理健康的工作场所都是可行的；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级人 员的真诚且持续的承诺。最后，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在工作场所的风险沟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 可以促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采取预防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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